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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市华轩进出口有限公司、义乌市航吉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 公布日期: 2019-01-30
  • 案    号: /
  • 审理法院: /
  • 文书类型:

裁判文书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7民终562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义乌市华轩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义乌市稠江街道城中西路55号1221室。
法定代表人:宣婷婷。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文周,浙江国权明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章丽虹,浙江国权明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义乌市航吉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义乌市稠城街道大塘下二区55幢5单元1楼。
法定代表人:马喜杨,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林,浙江红太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义乌市华轩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义乌市航吉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吉公司)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2018)浙0782民初119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华轩公司的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航吉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华轩公司系由宣婷婷和沈某1出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宣婷婷持股80%,沈某1持股20%,合伙期限截止至2017年8月7日,主营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业务。后沈某1成为美国礼品协会(简称ASI)会员,以便登入ESP进行上传产品、扩大销路。因只有美国本土公司才有资质申请ASI会员,沈某1遂与王洁(现居美国)在美国成立一家公司,由王洁负责在ASI平台上接单,再将订单通过邮件发给沈某1,由沈某1负责国内货物采购及发货等业务。2018年1月30日至5月11日期间所发生的38批次外贸货物,均系沈某1与王洁成立的美国公司的订单,原审中证人也认可订单系从美国ASI平台上接单,通过邮件发给沈某1,再由沈某1联系业务员进行发货,结合2018年4月之前的运费由沈某1支付给航吉公司的事实,足以说明与航吉公司发生货运代理合同关系的相对方是美国公司或沈某1,并非华轩公司。华轩公司和航吉公司之间并没有货运代理合同关系。一审认定经办货运业务的沈某1、李宏、吴某、沈某2、王珊香均为华轩公司员工,沈某1为华轩公司经理,从而认定该五人办理外贸业务系履行公司职务行为,责任应由华轩公司承担,系认定事实不清。理由如下:华轩公司自2012年8月15日成立后,仅在2014年1月份、4-7月份存在出口业务,除此之外并无出口业务。而本案2018年1月30日至5月11日期间发生的38批次外贸货物均发货美国、加拿大等地,在2018年4月份之前的订单产生的运费也由沈某1支付。由此可见,与华轩公司发生货运代理合同关系的是沈某1,而非华轩公司。李宏、吴某、沈某2、王珊香等人的工资、社保均系沈某1预先结算支付给宣婷婷,由宣婷婷代缴,其四人与华轩公司仅系挂靠关系,并不存在真实的劳动合同关系,一审认定四人系履行职务行为,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二、一审程序违法。首先,李宏、吴某、沈某2等人系沈某1的朋友,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且该三人的工资、社保均由沈某1支付,与华轩公司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一审中,航吉公司对华轩公司提供的三组证据以超过举证期限为由不同意质证,一审法院亦不组织质证。华轩公司并非故意逾期提供证据,且该三组证据与本案基本事实相关,故原审法院对该三组证据不组织质证显然错误。且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对证据认定部分彻底简化,导致原审判决失去证据的支持,失去裁判文书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其次,原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不当。简易程序适用的前提是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案件。而本案争议较大,应当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再次,简易程序裁判文书适用的前提是一方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明确表示承认对方全部或部分诉讼请求,且仅限于简化认定事实或裁判理由部分。而本案并不符合使用裁判文书简化的情形,一审判决对认定证据、事实、裁判理由方面予以简化,显然是错误的。
航吉公司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华轩公司称宣婷婷与沈某1的合伙期限截止到2017年8月7日,以此说明与航吉公司发生货运代理合同关系的相对方是沈某1而非华轩公司而,纯属混淆视听,与事实不符。即使宣婷婷与沈某1之间的合伙协议是真实的,该份协议也仅对其二人具有约束力,对善意第三人没有约束力。从航吉公司一审中提供的沈某1的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中可以看出,在2017年8月7日之后,直到2018年5月14日,宣婷婷仍然与沈某1有着银行转账来往,几乎每个月都有几笔,备注的是公司社保、税以及运费等,其中更有四五笔转账金额每笔达到十几万元。如果宣婷婷与沈某1的合伙期限截止到2017年8月7日,那么在2017年8月7日到2018年5月14日两人之间大额频繁的银行转账来往,如何解释?二、经办货运业务的沈某1、李宏、吴某等人均系华轩公司员工,其在工作期间办理的外贸货运业务,系履行职务行为。李宏、吴某等人的工资发放、社保缴纳等均由沈某1完成不假,甚至连宣婷婷的工资及社保也是从沈某1的银行账户中发放和缴纳。根据沈某1一审中的证言,其在公司是第二股东,负责人事管理及员工的工资发放和社保缴纳,同时也是货运业务员,所有的工资、社保的费用均从宣婷婷的账户转入沈某1的账户,再由沈某1一并发放,其行为同样是履行职务行为。因此,华轩公司所称李宏、吴某等人与华轩公司仅系挂靠关系,并不存在真实的劳动关系,完全属于混淆事实,不能成立。三、一审程序合法、合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之规定,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对于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人民法院审理时不组织质证。但对方当事人同意质证的除外。一审中,华轩公司在开庭前一分钟才在法庭上将有关证据提交法庭送达航吉公司,有证据突袭的嫌疑,严重违反了民事诉讼法诚实信用原则,航吉公司无法对华轩公司突然提交的证据向当事人核实,因此不同意对上述证据进行质证,一审法院没有组织质证是正确的。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航吉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华轩公司支付航吉公司运输费38902元及利息(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至实际履行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月30日至5月11日,航吉公司为华轩公司承运38批次外贸货物,其中1批次货物由沈某1经办,运输费为1116元;4批次货物由李宏经办,运输费为8473元;22批次货物由吴某经办,运输费为17603元;9批次货物由沈某2经办,运输费为36275元;2批次货物由王珊香经办,运输费为435元,合计运输费63902元。2018年5月7日,华轩公司通过沈某1账号汇入航吉公司法定代表人马喜杨之妻吕李宏运输费25000元,华轩公司尚欠航吉公司运输费38902元至今未付。以上经办货运业务的沈某1、李宏、吴某、沈某2、王珊香均为华轩公司员工,沈某1为华轩公司经理。
一审法院认为,航吉公司为华轩公司承运外贸货物,华轩公司尚欠航吉公司运输费38902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华轩公司应当支付并赔偿相应的利息损失。航吉公司主张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利息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华轩公司员工代表华轩公司办理外贸货运业务,系履行职务行为,责任应由华轩公司承担。航吉公司诉请合法有据,应予支持。华轩公司以其与航吉公司从不认识,华轩公司未委托航吉公司货运代理,请求驳回航吉公司起诉或诉请的辩解,缺乏依据,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八十八条、第二百九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华轩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航吉公司运输费38902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2018年7月1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86元,由华轩公司负担。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航吉公司在一审中以超过举证期限为由不同意对华轩公司提交的三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二审中航吉公司补充发表了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三份仲裁裁决书及中国银行流水,真实性均没有异议,但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裁决书无法看出沈某2等人与沈某1是好友的关系,银行流水明细中明显可以看出宣婷婷转账给沈某1的次数远远多于沈某1转账给宣婷婷的次数,而且沈某1转账给宣婷婷的大部分是工资。对证据2海关出具的证明,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明仅能说明根据企业申报的数据形成反馈,其他出口业务华轩公司可能没有申报。对证据3合伙协议,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使是真实的,该协议也只能约束宣婷婷和沈某1,与本案无关。
对华轩公司一审提交的以上三组证据,本院认为,证据1,仲裁决定书仅能证明沈某2、李宏、吴某曾于2018年6月与华轩公司发生劳动合同争议纠纷向义乌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后撤诉的事实;银行流水显示沈某1与宣婷婷之间存在大量款项往来,但并不能证明沈某2、李宏、吴某等人与华轩公司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证据2,与本案无必然关联性。证据3,该合伙协议涉及的是宣婷婷和沈某1之间的内部约定,对外不当然具有约束力。
本院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华轩公司的股东为宣婷婷、沈某1。
本院认为:沈某1系华轩公司的股东并担任经理,其以华轩公司的名义与航吉公司发生货运代理业务,并在结算时以华轩公司的名义对所欠航吉公司的运费进行确认,沈某1、沈某2、吴某一审作为证人陈述系作为华轩公司的员工经办案涉货运业务,华轩公司也认可包括沈某1在内的业务经办人李宏、吴某、沈某2、王珊香的社保均是以华轩公司的名义缴纳,故航吉公司有充分理由相信沈某1、李宏、吴某、沈某2、王珊香系代表华轩公司履行职务行为。华轩公司主张案涉货运业务系沈某1在美国成立的公司的订单,对此,因其未能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且与证人沈某1、沈某2、吴某的陈述不符,故本院难以采信。另从华轩公司提供的银行流水及其法定代表人宣婷婷的陈述来看,宣婷婷与沈某1之间存在大量款项往来,宣婷婷陈述华轩公司相关的税费、社保、公积金均由沈某1承担,可见沈某1实际也是参与华轩公司的经营管理的。综上分析,一审认定沈某1、李宏、吴某、沈某2、王珊香系代表华轩公司履行职务行为,应由华轩公司对所欠航吉公司的运费承担付款责任,并无不当。至于华轩公司的股东宣婷婷和沈某1之间是否存在其他约定,系其内部关系,可依法另行主张。一审庭审中,航吉公司认为华轩公司提交的三组证据超过举证期限因而不同意发表质证意见,后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举证情况做出判决,程序并无明显不当,且二审中航吉公司也对该三组证据补充发表了质证意见,本院也对该三组证据进行分析认定。至于一审法院对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和简式裁判文书,并不存在明显不合理之处,也未影响本案的公正审理,华轩公司以此主张一审程序违法,不能成立。综上,华轩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72元,由上诉人义乌市华轩进出口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徐 晋
审 判 员  金 莹
审 判 员  胡 照

二〇一九年一月十日
代书记员  祝赫敏